就是说，它的策略也有一些改变，这种改变的背后我觉得也是它的一种焦虑。

……从性质上讲，行政许可是一种政府规制的手段和重要制度，是政府为了规制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活动而采取的事前控制机制。宪法上的紧急状态并不明确，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可见作为国家当然基本制度的税收制度理应由人大会来规范，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人大对税收的立法基本处于休眠状态，仅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征收管理办法》、全国人大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三部法律，而行政机关则行使了几乎全部的税收立法权，各种税种的开征、征收的税率、征收的时间等问题基本上都直接由国务院或各部委通过行政法规、规章甚至通知、公告来调整。故在设定房产限购临时行政许可时还应注意行政许可设置的明确性。四、合法性：基于临时性许可对房产限购的制度修补 对房产限购令临时行政许可的定性，虽为房产调控提供了一定正当性，但仍应清醒看到整个房产限购政策存在一些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做法，笔者认为可基于临时性许可制度来对本次房产限购进行制度修补，并适时合法合理的退出这种一定期限的政策性措施。行政许可制度是今后政府合法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具有潜力的法律制度。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认为通过本法第十三条所列方式能够解决的，应当对设定该行政许可的规定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其次，从性质上看，房产限购令符合行政许可的实质要件。《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我今天大致分两个部分介绍我初步的理论或者见解。

卢永琦：我刚才是口误说到解释宪法学，因为当时我的确是听王老师还有韩大元老师说其中部分内容是不能实施的，这是当中的小插曲，当时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开题，一开始我问老师能不能写宪法中的公有制？他说不能，这个说不得。因而这里的非常政治又大体可以细分为革命政治、制宪政治。对于中国宪法的不成文性，政治宪法学者基本上是予以排除的，陈端洪、翟小波对1982 宪法的解释坚持的都是成文宪法的逻辑前提，只是对成文宪法的具体原则与体制模式进行了不同于主流进路的解释而已，而高全喜教授尽管在《立宪时刻》一书中调用了英国的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资源，但对于革命党人的成文宪法逻辑以及1982 宪法本身的成文性并无异议。正是把转型时间给丧失掉了，导致我们的以两种政治状态为预设的宪法学的叙述完全无法解释改革的时间，一种是关于革命的非常政治的理论，另外一种是关于常态政治的规范宪法理论，它们完全无法解释改革时期主要的宪法现象与宪法问题。

但是我所在乎的并不是在山顶上所看到的太多的风光，我在乎的是大地的温度，我在乎的是冲锋时号角的明快节奏。英国的法律主治在历史上是怎么实现的？普通法在历史上是什么东西？普通法一开始是国王特权，是国王作为司法正义的源头通过特权提供给公民的保护，最后它为什么能成为独立于王权的东西？是因为议会一直在跟国王争夺，争夺从国王特权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性的权利保护机制，要把它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一旦从国王特权中长出来的制度性机制脱离了国王特权，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它就变成一个独立性的东西，变成国家公共性的制度架构，而不再是国王个人王权的一部分了，所以法律主治在历史上生长的过程中，恰恰是依靠一个独立于国王代表政治共同体的议会生长起来的。

我对政治宪法学的关注可能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阅读陈老师写的《制宪权与根本法》这本书，当时对政治宪法学本身没有一个很全面的认识，当然现在也没有很全面或者很深入的认识。我也同意，如果缺乏宪法学意义上的具体的概念、方法与制度脉络的建构的话，政治宪法学确实是一个乌合之众，确实是一个土八路。所以政治宪法学提出要国家建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有道德勇气和理论勇气的，而不像有些人批评的，就一定是谄媚或者御用，实际上这个国家建构的问题确实没有完成，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些政治原则并没有沉淀下来，或者政治价值并没有沉淀下来。中国宪法学这个圈子里头，通过陈老师,我多少接触过飞龙讲到的政治宪法学那几个主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他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这是一个更庞大的理论工作，我只是说这里我留一个口子，这是我以后要做的工作，也许我今天并不能非常圆满地让你们满意，但是我的问题是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可能性的，让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维度，而不用现代性的名义——不管你是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封死了我们自身的文明与现代性的沟通。飞龙文章里一个前提假设是政治学有三个：非常态、转型态和常态政治学，这个区分在政治学上能不能成立？我不知道，等一下请我们在座的研究政治学的学者看能不能回应一下，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人权的过于僵硬的设定让我们更加悲观了，更加不能接受了。刚才我说韩老师先研究制宪权，不是想证明什么，我只是说你里面说的宪法解释学只能局限于规则解释学，不能扩展到原则解释是不对的，韩老师关于制宪权的研究就不支持你这个结论。

主持人：最后的东西讲得比较简略，在我的教条主义的视角当中看了跟我们很像，只是他的八个原则等等跟我们肯定不一样，但是他没有完全有时间展开，也许在评论和对话中还有机会。问题的第一部分，我想问的是，作为新政治宪法学的代表，试图处理哪些问题？希望达到的理想愿景是什么？比如想要达到什么样的学术状态和现实状态？在开场的时候，你说你在冲锋，那么是向谁冲锋？比如向规范宪法学？是为了谁而冲锋？用什么工具冲锋？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文章的定位。

尹好鹏：能否退到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宪法委员会？ 田飞龙：我觉得我可能还不会退守到那一步。第三个层面，之前还是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各自在系统里消化这样一种学说，下面就是遭遇战的接触，就是2010年的4月10日，陈端洪跟林来梵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进行对话，陈端洪的演讲主题非常有趣，叫《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由林来梵和高全喜担任主评议人。

我们知道经过3R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罗马法复兴活动之后，这个上下结构已经被打掉了，这个世界绝对的中心上帝已经被拿到了，拿掉后所有的人都散成了一堆，以往前后左右一看大家都跟我一样，要在一堆一样的人之间重新建立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怎么完成？所以人类秩序首先就要把上下结构做出来，要做出来的话首先要把主权的绝对性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宗教改革里面把政治的和宗教的区分开来，让宗教内部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或者各大家之间的斗争不影响到政治。他们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尽量去政治化，甚至文化化，或者直接取消，促成民族融合。第一个前提是几位关键的人物没有出场，比如说林老师、韩老师、高老师、陈老师等几位。其主要理论目标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而中国今天不管是从革命宪法、改革宪法或者宪政宪法都始终是在用不同的概念资源来解释和应对这一问题。首先，文章谈到《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导致行政法发生了持续的转向，是在政治哲学背景下的转向，那么《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是一个政治哲学的产物吗？这部法难道不是规范运作本身的产物吗？其次，文章说美国行政法在20世纪下半页经历了民主回归，意思是说之前的民主程度还有差距，是否意味着美国的宪法解释等制度也存在民主的问题？规范宪法学或者宪法解释学并不排斥民主，虽然在它们的框架下，宪法的运作主要是释宪机关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进行，但是释宪机关本身并不是超出民主而成立，它是民主的产物。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都有很多的思想碰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愿意通过我的分析和观察，对政治宪法学做一些检查和规整，我认为在目前的学术布局上面，以政治宪法学自我标榜或者被归类的大概有三种类型。我认为实际上双方对话存在很多出入，是因为大家分享不同的时间观，所以我是从政治时间观的角度入手界定政治宪法学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宪法学所使用的所有的概念，所有的理论资源，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是全新的：第一，它们不来源于我们古典的政治思想的传统，来自于西方，来自于欧美里面另外一种宪政主义的话语，这样一种宪政主义话语本身具有反思性的特征，因为它努力反思或对话的对象或者结构就是阿克曼所谓的职业主义的叙事，这种职业主义的叙事，如果说王旭刚才说的我们存在神话政治的话，实际上这种职业主义叙事预设一种神话的职业，职业的神话，一种关于通过个案、通过判例史、关于伟大的法官推动美国宪政转型或者全世界宪政运动的神话。第二，大家尚未聚积起足够的学术资历，因为还能够没什么架子的说话，这样的青年沙龙我本人感觉更加亲切。

首先，我觉得将政治宪法学与他硕士阶段的关于新行政法的讨论放在一起，颇具有杀伤力，但这种杀伤力主要是针对政治宪法学本身，而不是针对规范宪法学或者是宪法解释学的。那么下面一个亲友团会不会猛烈一点？ 邬蕾：首先我不是宪法领域的，所以我今天过来大家可能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关心的问题其实和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什么是中国宪法以及这个宪法对今天的中国人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回顾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从一个传统社会向一个现代社会转型，这个转型到底是否成功？或者说是否完成，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下结论。

年轻一代的宪法学家，还有林来梵老师等，他们有海外留学的学术背景。这种无支配的共和主义有它的理论渊源，是非常激进的共和主义，这种共和主义之下，它主张象征性的支配——即使在宪法制度上已经比较安全了——都不能容留，任何具有传统社会权威性要素的制度都要予以摒除，于是英国国王不能存在，于是英国议会里面的一些传统的制度因素要被清除，要按照共和主义的标准方案建立一个合原则性的暂新的英国。非常高兴的是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了比较多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这种接触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学术批评的一个比较典范性或者比较有代表性的场景。

所以宪法文本既然它是高度开放或者高度矛盾的，怎么去弥合它？通过解释我们现在做不到，那就只能通过非解释的方法，正是非解释的方法，我认为给政治宪法学的出场带来了契机，而我对这种出场也是抱有同情的理解的。从因此，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就一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非常状态，这个非常状态并不意味着从一个时间段过渡到另外一个时间段，而是一个长时间的作为背景的非常状态，而政治学或者宪法学这样一种学科主要是针对我们今天如何让这样一种作为背景的非常状态能够落实到一种规范或者常态的样态之中。

现在拿宪法解释学或者规范宪法学的东西来批，不要花这个力气，现在都还很粗糙的，过一段时间你发现有结构或者什么问题，可以再批判，现在刚探了一个头。第二是在宪政转型的路径思考上，突出了政治而非司法的视角，对宪法司法化有着程度不同的保留意见，基本认为这种司法宪政主义不可能直接成为中国宪法转型的主导路径和动力模式。

主持人：那我们先听王旭把话讲完吧。我这个人某种意义上既是幸运或者也是不幸的，从2008年陈老师那篇论文产生开始，以后凡是陈老师跟高老师出现的与政治宪法学有关所有学术场合我都出现了，他们的对话我基本上是全程的见证者，并且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进行跟踪理解的人，所以我稍微有些幸运或者不幸。

我觉得这是的规范宪法学对政治宪法学置疑的真正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说，你究竟能不能说美国是特殊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从2010年的6月26日一直到不久前的9月19号，大概前后有14场高老师主讲的政治宪法学讲座。也是国内自由主义者终于开始与儒家及其宪制资源和解的内在逻辑。

程雪阳：我昨天就看过文章了，今天专门又看了一下，口才不好，写了一个发言稿，是有题目的，给大家念一下。但实际上，认真对待包括序言和总纲在内的宪法全部文本，恰恰是规范宪法学或者宪法解释学的任务，而且这种认真对待本身已经是一种解释方法。

对于政治宪法学，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你们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对象吗？这是我的第二个疑问。恰恰相反，翟小波对政治思想史的前提的考察，正好证明了美国宪法司法化模式的必然性，他所要反对的乃是，中国宪法学者在不对宪法的具体原则与结构进行严格解释的前提下就轻易地从理想主义的层面主张宪法司法化，从而为中国宪政寻找了一条貌似最为理想、实则障碍最大、与宪政体制最为抵触、从而胜算最小的路径。

三种时间有一些基本的特性：三者都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真实经验。因为现代世界的分殊结构是靠个人基本权利支撑起来的，现在国家对合法强制的垄断是靠保护个人权利支撑起来的。